誰都無法忘卻那張布滿溝壑般皺紋的黝黑的臉，上世紀80年代初，那位艱辛歲月耕耘出的含辛茹苦的“父親”激起了人們深深地思索，還在大學讀書的羅中立，將時代變革后人們迫切需要的情感抒發(fā)全部傾瀉在一幅油畫中。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記者再次走近羅中立，傾聽《父親》背后的故事，觸摸那個時代特有的藝術印痕。
“我要為他們喊叫�！边@就是我構思這幅畫的最初沖動。開始，我畫了守糞的農民，以后又畫了一個當巴山老赤衛(wèi)隊員的農民。開始畫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來，一位老師提議改成《父親》，這時，我頓時感到把我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說出來了。
記者：《父親》刻畫出一個勤勞、樸實、善良的農民形象，當時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創(chuàng)作沖動？
羅中立：這幅畫的構思是從看到一位守糞農民開始的。那是19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夾著雪粒不斷向人們撲來，冷極了，在我家附近的廁所旁邊，守候著一位中年農民，一雙眼睛死死地盯著糞池。除夕歡樂的夜晚降臨了，周圍一片熱鬧景象。此時，這位離家守糞的農民在想些什么，也許盼望糞池快滿以多掙工分，可以變糧食，養(yǎng)活家人……這時，心里一陣猛烈的震動，向我襲來。
記者：“父親”的原型還有一位沒有出過大巴山的農民？
羅中立：那是在上中學時認識的。那個時候辦學的方針就是到實踐中去，為工農兵服務就要畫他們喜歡的，就要和他們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所以在四川美術學院附中讀書時，我們是在農村、工廠和學校的往返當中上課的。一次半年創(chuàng)作期的體驗教學，讓我走進了大巴山區(qū)。我至今還清楚記得到那里的第一個夜晚，那是我第一次離開重慶、離開城市，最直觀感受農村，體驗農民的情感。我們走到山頂上，天已黑盡了，有一座龍王廟改建的小學校。農民公社擠滿了很多熱情的村民，山區(qū)人都抽煙，在燈下煙霧騰騰中看到一張張興奮的臉。我們被分到各家，這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外面的人，全家都來接。我在去姓鄧那家人的路上，回頭望到處都是梯田，人們舉著手電、馬燈、火把，一條條火龍走向不同的方向，平靜的山村沸騰了。這是鄉(xiāng)村留給我的終身難忘的記憶，現(xiàn)在腦海還經(jīng)常浮現(xiàn)這樣的畫面，非常想表現(xiàn)在作品中，但是當時并沒有創(chuàng)作的想法。
畫《父親》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恢復高考后，我考入四川美術學院學習，當時準備參加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特殊教育方式，積累了很多生活中的第一手資料。畫山里人的題材早已定好，但如何畫卻前后苦思冥想了一年。畫的過程中遇到了那個守糞的農民，使我想到糧食、肥料，進而想到城市、國家、民族。農民是中國社會最大的群體，是支撐國家和民族的脊梁，這激發(fā)我要畫一幅具體表現(xiàn)農民的作品。于是我想到鄧家人，又一次回大巴山尋找創(chuàng)作靈感，老人還在，我把山里人都畫了下來�；貋砗�，我用最大的努力來表現(xiàn)我熟悉的一切，在三十七八度的夏天，在一間6平方米的閣樓里，有了現(xiàn)在這位農民父親的形象。
站在“父親”巨大的頭像面前，就會產(chǎn)生強烈的視覺效果，這是我盡量地把畫幅加大的原因，所以，大，也是我的語言之一。
記者：畫問世后，便引起強烈反響，視覺沖擊力和真摯的情感打動了很多人。
羅中立：《父親》是在美國畫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畫的啟發(fā)下，采用照相寫實主義手法創(chuàng)作的，把人物的頭像放大，可以有力傳達出我的感情和思想。技巧上沒做太多思考，開始我把眼神畫得很清楚，很細致，后來反倒覺得對時代的反省、對歷史積淀的厚重感沒有了。修改了幾次，效果出來了，模糊在陰影中的深邃目光既有滄桑、溫順，又有企盼和希望。
記者：不論是在題材內容上，還是在形式語言上，《父親》都有革新的意義，這不僅是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而且是主題思想的突破。這是因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改變還是您內心的渴望驅使的？
羅中立：我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一直都有壓力。“文革”雖然已結束，但是思想解放還有一個過程，有些人不適應，仍舊上升到意識形態(tài)來評價作品。而且以往的農民形象都是精神飽滿、喜氣洋洋的，人們的審美習慣了“紅、光、亮”、“高、大、全”，工農兵領導一切的主人翁樣子，而《父親》卻滿是滄桑，還用寬1.5米、高2米的大尺寸來刻畫一個普通農民，這種肖像畫是從未出現(xiàn)過的。
當時創(chuàng)作時我想最多不參加展出，但將它畫出來卻很堅定，因為這是我最想表現(xiàn)的，我想通過這張畫正視現(xiàn)實，表達畫家的社會責任與使命，讓它變成真正的藝術品，而不是精神空洞的附屬品，在我們走向“人的時代”之時具有轉折的象征意義。不過對于這幅作品能否通過審查心里沒底，擔心出不了畫室，朋友也勸說別拿出去了，會惹麻煩。這時有人靈機一動，提議在人物耳朵上加一支圓珠筆，體現(xiàn)新社會的農民形象。為了不破壞整體，我把透視畫得很大，幾乎是正面圓心的效果，而且用的是最流行、最便宜的套竹桿的那種筆。其實，我接受這個建議的出發(fā)點正相反，這處細節(jié)修改能夠客觀記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那個時代抹不去的印記。
有人來信說《父親》叫他們流淚，一位農民說，畫上的人是他們生產(chǎn)隊的一位老農，還說這樣的創(chuàng)作人民支持。這些話堅定了我要走的路，表現(xiàn)農民，就畫我熟悉的大巴山農民的平凡生活，畫他們的悲歡喜怒、愛憎、生死。
記者：雖然引發(fā)了爭論，但這件作品最終參加了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經(jīng)觀眾投票一舉奪得金獎，還登上了《美術》雜志的封面。
羅中立：這幅作品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產(chǎn)物，人們的價值觀念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主體意識開始覺醒，這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客觀環(huán)境。畫中這位飽經(jīng)蒼桑卻又永遠對生活充滿希望、期待、樂觀、堅韌的普通農民，是無私無悔奉獻自己養(yǎng)育兒女們的父親的代表，這種真實可信、有血有肉的人性“美”，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引發(fā)了社會對這幅畫的關注。
記者：《父親》影響了一代人，當時觀眾的反饋您還記得嗎？
羅中立：那時觀眾信件如雪片般寄來，宿舍同學開玩笑說要設一個秘書班來處理。寫信的人來自各行業(yè)，各種身份都有，主要是支持我的，但也有個別批評的聲音。信的字里行間都很有激情，還保留有那種“文革”式的語言，表達的確是真正的心聲，反映出改革開放后民眾發(fā)自肺腑的強烈感受。直到很多年后，我碰到不認識的同齡人，甚至在國外很有成就的人，還會跟我提起當年他們在山區(qū)、邊疆時看到《父親》時的感受，讓我很感動。那種眼神、語氣，又回到了那個純真質樸的年代。其實他們回憶這一段經(jīng)歷，不僅是和我溝通，更是對自己的人生在改革后發(fā)生巨變的感受，只不過通過這幅畫為契機表達出來，這是我沒想到的�，F(xiàn)在我一直收藏著那時爭論最激烈時一封觀眾的來信，信中有一幅畫，畫中的父親戴著虎皮帽子、金手表，有一口金牙，手里端著盤燒雞，還附有短短幾個字：如果像這樣畫，他們就滿意了。這樣的形象在當時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但有意思的是，現(xiàn)在來看，這就是改革開放30年后今天中國農村隨處可見的富裕景象。
我覺得作品應有人民性，作品應和多數(shù)觀眾起到一種感情上的交流和共鳴作用，要做到這點，重要的是要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和真實感情。
記者：30年來，您的創(chuàng)作思路發(fā)生了哪些變化？
羅中立：改革開放后，美術創(chuàng)作領域發(fā)生了巨變，從只有一個全國美展發(fā)展到現(xiàn)在開放多元的展覽格局，繪畫風格也由具象寫實發(fā)展為豐富多彩的藝術面貌。作為個人來講，關注農民的鄉(xiāng)土題材是我不曾改變的，以前山區(qū)生活貧困，人們世代都沒出過門，現(xiàn)在這些人走出了大巴山，來到曾經(jīng)他們認為很遙遠的城市生活，中國農民在新時代有了新的開始，他們仍然需要人文關懷。但我試圖將社會性主題創(chuàng)作轉向藝術性主題創(chuàng)作，由當年《父親》、《春蠶》那種一幅畫承載很多內涵的作品，逐漸走向對繪畫藝術自身的理解和表達�，F(xiàn)在美術界提倡熔鑄中國氣派、弘揚民族精神，中國藝術家注入了很多自身元素、經(jīng)歷體驗，這也是我自己10多年來的想法和努力的方向，希望在這樣寬闊的藝術主題中尋找到個人的藝術樣式，將更多本土傳統(tǒng)文化背景和民間美術遺產(chǎn)融入現(xiàn)代繪畫風格中去。
記者：從學生到教師再到四川美術學院院長，您這30年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羅中立：我最想說的是“天氣正好，下地干活”。今天國家處于前所未有的好時期，中國的藝術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在校園中可以邊聽音樂邊畫畫，模特打瞌睡了可以把畫本“嘭”地一下摔到地板上嚇她一跳，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象的。人生有限，我們一定要抓緊這個藝術創(chuàng)作的新生。因此，作為過來人，我對改革開放有一種特別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