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山西：矚望提振“山藥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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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山西 張芳曼制圖 |
山西作為文學大省，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成為文學大省的原因，其文學形態(tài)的獨特之處，其目下的困境與不足，都值得我們關注并研討。
以趙樹理為代表，以馬烽、西戎、孫謙、胡正、李束為等為主要成員的“山藥蛋派”，曾是20世紀40—70年代占據(jù)文學主流的工農(nóng)兵文學的典型，山西文學在這一時期風光無限。80年代中期“晉軍”崛起，成一、李銳、柯云路、張石山、周宗奇、王東滿、韓石山、張平、蔣韻等人，以小說《新星》、《老井》、《厚土》系列風靡一時，山西文學為全國矚目。這一陣容中的成一、李銳、蔣韻等，近年來仍時有佳作問世，如李銳的長篇《張馬丁的第八天》、成一的長篇《茶道青紅》、蔣韻的中篇《行走的年代》等。特別是李銳，他的作品從內容上說，是“虛無之海，燈光之塔”； 從形式上說，是“瘦硬”；從閱讀效果上說，是以理生情，而不是以情入理。這些特點，在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中，與魯迅最為相似。進入新世紀以來，山西文學有三個新的特點特別醒目：
一是“衰年變法”。這主要是指陳為人、畢星星、周宗奇、王東滿、韓石山、張石山、林鵬等人，在60歲之后，于寫作上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更重視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將文學、歷史、哲學思考融為一體。在文體上，是紀實性、回憶性的非虛構寫作；在內容上，以重新打撈人物、事件真相為特色；在思想性上，則時有新識、新見。譬如陳為人的《插錯“搭子”的一張牌——重新解讀趙樹理》、《馬烽無刺——回眸中國文壇的一個視角》、《山西文壇的十張臉譜》、《擺脫不掉的爭議——七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臺前幕后》，畢星星的《堅銳的往事》、《走過帶傷的歲月》，周宗奇、王東滿、韓石山分別寫三位書法老人林鵬、姚奠中、張頜的傳記，林鵬、張石山的隨筆等。
二是新銳作家崛起并走向成熟。這主要是指李駿虎、王保忠、楊遙、陳克海、手指等三四十歲作家的寫作。李駿虎的中短篇小說集《前面就是麥季》、長篇小說《母系氏家》，王保忠的中短篇小說集《甘家洼的風景》，楊遙的中短篇小說集《二弟的碉堡》等，都體現(xiàn)了不同于前幾代人的都市體驗和鄉(xiāng)村風景，有自己獨特而較為成熟的風格。
三是女性寫作有占領半壁江山之勢。蔣韻、葛水平、陳亞珍、小岸、孫頻、李燕蓉等，近些年來分別以博大的母性情懷、旺盛的生命欲望、執(zhí)著的神性追求、“她世紀”中新一代女性敘事等特色，為文壇所矚目。在她們的作品中，體現(xiàn)的是生命法則、個體生命、彼岸世界、日常生活向社會法則、群體倫理、此岸世界、非凡人生的挑戰(zhàn)，并在這挑戰(zhàn)中，體現(xiàn)了今天這個時代的前沿性探索。
除了這三個新的特點之外，處于國內科幻文學寫作領軍位置的劉慈欣的創(chuàng)作值得一提。中華民族受“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學思想影響，科幻寫作一向是被放逐于文學世界之外的。但在今天，科學與文學的結合正成為人思考世界、思考自身的一種新的方式，而劉慈欣的科幻文學寫作，體現(xiàn)了這一思考方式在中國文學中的位置與標高。
山西能成為文學大省，與山西的地理位置、文化形態(tài)相關。山西地表山河，一向可以自給自足，但又與歷朝歷代的政治中心相距不遠，如唐之西安、宋之開封、元明清之北京、抗戰(zhàn)時期之延安等，從而得以在改善自身時汲取新知。山西對新知的汲取是非常及時的，只是這種汲取以改善自身為限，而不是對新知的完全接納。
讀陜西文學，你會感受到一種“皇家氣象”，《創(chuàng)業(yè)史》、《白鹿原》為天地作史的雄心令人感佩；讀山東文學，你會感受到傳統(tǒng)文化氣象，那種對正統(tǒng)的傳統(tǒng)文化的堅守與對其即將失去的悲涼，只有山東文學寫得最酣暢淋漓；讀河南文學，你能感受到中原文化那特有的動蕩、離亂以及其中頑強的生存意志；讀江蘇文學，你又能感受到感官、欲望層面的細膩誘惑。這些，在山西文學中，絕不會如此突出與強烈。趙樹理最大的創(chuàng)作愿望與決心，是寫一部叫作《戶》的長篇小說,他寫出來的絕不會是《創(chuàng)業(yè)史》,最多是《三里灣》。李銳小說中的“土”再“厚”也是與個人的日常生存相聯(lián)，與正統(tǒng)的傳統(tǒng)文化無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而言之，山西文學整體最為突出的獨特性在于：
立足于民間性的個體的日常生存。如一向反對工描的趙樹理，卻在他的作品中不厭其詳?shù)?、一而再再而三地開列農(nóng)民分家、豐收、入社時的物品賬單；李銳的《厚土》將人的生存形態(tài)、存在意義抑或人生感情，都建筑在個人性的日常生存之中；葛水平的《裸地》也是將鄉(xiāng)村風云、歷史變革與個體的日常生存水乳交融在一起。山西幾代作家都堅信自己筆下的山西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普遍的全人類的價值與意義。這樣一種自信，使山西作家能夠卓然獨立于國內各種文學潮流之外，專心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自信，堅守才有可能：在趙樹理筆下，無論是“廟堂”還是“廣場” ，在李銳筆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但凡與民間性的個體的日常生存相悖，則拒之。正是這種堅守，使得山西作家能夠濾除“躁氣”，能夠去除各種各樣的“觀念”的遮蔽而直觀人本身。
堅定地站在上述立足點上，審視歷史風云、時代變幻，審視社會思潮、文化形態(tài)，審視沖突的發(fā)生，追問意義的形成，或歌頌或批判，或緬懷或拋棄，等等。于是，我們在“山藥蛋派”作家筆下看到鄉(xiāng)村歷史的變遷，在李銳筆下看到個體生命無法走出的歷史與時代，在蔣韻筆下看到女性的神性情愛只能在現(xiàn)世“隱秘盛開”，在孫頻筆下看到一只微不足道的耳釘卻成為女性永遠擺脫不了的生命之“咒”。即使最虛幻的科幻文學，在劉慈欣筆下，外星人來到地球上的遭遇，也是與當今時代普通民眾的老年生活密切相關的。
毋庸諱言，山西文學發(fā)展到今天，陷入了某種困境，且這一困境的形成，與山西文化、文學的特性，不無關聯(lián)。即以文學影響力為例，當下山西文學在中國文壇的影響力，縱向上遠遠不能與“山藥蛋派”文學相比，和當年的“晉軍”也不可同日而語，橫向上與上海、山東、河南、江蘇、陜西等省市也相差甚遠。你當然可以說，“山藥蛋派”文學在其時是作為革命文化形態(tài)的主要載體，而一領文壇風氣之先；“晉軍”文學也是因為山西歷史上的地位，才成為根據(jù)地及其之后的共和國文學轉型的重要體現(xiàn)；而90年代之后，山西不再是時代文化形態(tài)變革的敏感區(qū)域、強勢區(qū)域，這使得山西文學在中國文壇的影響力不再如從前。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山西文學的自身問題：90年代之后的山西文學，不善于在弱勢區(qū)域與“中心”、與強勢區(qū)域對話，不善于在二者的張力關系中構成自己全國性的影響力。再往深處追究，這與山西文化的特性也不無關系：山西確實善于汲取新知改進自身，但汲取與改進的落腳點，往往局限于自身，而不重視“自身”與“中心”、與“他人”的對話，不能立足自身經(jīng)驗提出全國性“話題”，讓“自身”對“中心”、對“他人”構成意義，并影響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態(tài)勢。
看山西文學，常常會讓人想到山西舉目皆是的大山，巍巍然屹立，任云在上面飄，任水在下面流。但如何在云水之間，成就自己的氣象萬千，山西文學的路還很長。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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