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安画派”沈耀初的碑派大写意画风
栏目:闽派批评
作者:王毅霖  来源:中国艺术报

  关于“诏安画派”可查最早的文献是吴鲁(1845-1912)提出的,这位泉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在跋谢琯樵画作时说:“诏安诸家放笔直干,苍松翠柏,尺幅中具有千寻的气势,视江浙诸家,直驾其上,惟每流于粗犷,所以难得和其齐名。”事实上,这一流派的崛起至少要上溯到康乾时期的康瑞(18世纪初)和刘国玺(约1735-1810)等人。这一画派的画风大致可分为两个脉络。一为兼工带写的风格,前期受闽西三杰的上官周(1665-1752)和华喦(1682-1756)的影响,后来则以扬州画派恽寿平(1633-1690)和海派任伯年(1840-1896)为主要的师法对象。另一个脉络则是大写意画风,前期受黄慎(1687-1772)的影响,后期吸收了海派吴昌硕(1844-1927)的画风且融合了碑学书风,形成独特的大写意画风。“诏安画派”的大写意风格,除了对黄慎与吴昌硕等风格的接受之外,自身的传承脉络亦十分清晰。大概前后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以康瑞为代表,中期代表画家是沈瑶池,第三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为沈耀初。

  沈耀初于1907年出生于诏安县城边郊的仕渡村,与前辈画家沈瑶池同一村落,幼时受教于沈镜湖,沈镜湖为同一时代诏安画派的代表画家,擅花鸟,初学沈瑶池、黄慎,后吸收任伯年的画风,画作多为兼工带写。这种传承脉络使得沈耀初在入门时,就完全继承了“诏安画派”的审美理念与风格样式。

  在沈耀初拜师学艺时,沈镜湖已经年过半百,老先生的画品和人品对沈耀初的影响可谓是陶熔鼓铸,但自幼沉默寡言的沈耀初也因此更加的“执拗”与“孤傲”而难以入俗。沈耀初在中学毕业后因无力承担上海艺专的巨额学费而选择了汕头艺术师范学校,后因不满落后的教学先后辗转于厦门美专和龙溪师范艺术班,最终放弃艺术考入汕头时中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云霄中学、诏安四都大浦村小学、仕渡村梅溪小学任教。教书之余,故乡的山水荡涤着画家清瘦的身影与孤高的性情,滋养着画家的艺术人性,其艺术技艺日渐精熟。

  1948年底,历史与沈耀初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由于朋友提议合办小农场,沈耀初因到台湾置办农具而被滞留台湾,画家在离乱的孤岛中,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状态。家中的妻儿从此远隔海峡,离散所引发的孤独成为画家艺术与生活中深刻烙印的主题。以画怡情、以抒写忘却思念之痛,成为几十年漂泊生活所铸就的习惯。画家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于艺术中打造出离散情怀,并借此开辟了独特的艺术新境。

  这是一种生命对孤独的图写与心灵的自证,一二白菜、三两蘑菇亦用来表达其对孤独的排遣和对生活的希望。“冷淡生涯”的题字更是把孤独生命的胸怀、品格与对生命本身细细咀嚼出的味道所道尽。又或以三两只南归的大雁,于墨色浓淡相间之处,以大起大落、朴拙不雕的笔意,抽象概括地写出其样貌与神采,甚至可以全然不顾物象的完整性,落款则是与画风完全一致的碑派书风,“岁晚江湖同是客,莫辞伴我向南飞”,道出的是画家内心所寄托的深沉渴望。又如《破巢雏鸡图》,画一破筐,几许枯草,两只小鸡在筐外觅食,图中大面积的留白用于题款:“大难求净土,破屋话酸辛。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对汝长叹息,漂泊两关情。癸巳除夕,见邻舍敝筐一具,中有无母鸡雏,三两哀啼其间,悬殊萧索苍凉。缅怀桑梓老弱妇孺,其流离道途、颠转沟壑者,厥状尚较此雏更惨,故作《破巢雏鸡图》,以资志概云耳。士渡人画于台岛。”这《破巢雏鸡图》所画的完全就是画家自己真实的写照。

  1980年,在友人的相助下,沈耀初于台北新店五峰山下购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公寓,“此心安处是吾乡”,30年来在台湾漂泊无定的生活终于暂告一个段落。1984年,于五峰山公寓中所画的《归牧图》可见这一时期的艺术生活状态,全画以近乎泼洒的大笔、以超过一半画幅的篇幅书写下杨柳枝条,夕阳若隐若现,一头暮归的水牛于杨柳枝条下,悠然自在地凫在水中。右下侧的空白处题跋道:“只要夕阳好,哪怕近黄昏。甲子冬十二月,岁云暮矣,感怀之下,草草作此,亦聊以自遣耳。时于五峰山庄,仕渡叟耀初并记。”可见画家已渐入安定的状态之中。

  沈耀初在台湾画坛中享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他被遴选为“台湾十大前辈画家”。这十位画家中,沈耀初是唯一福建本土成长并以闽派绘画风格位列其中的,亦可见,闽派书画艺术在当代台湾地区艺术中的影响与地位仍然相当厚重。

  1990年,画家告别客居40余年的台湾,实现了归根的夙愿,回到故乡诏安县。同年10月,因病告别人世。

  画家的绘画风格,先是承接了传统闽派支脉“诏安画派”的绘画风格。他在《学画自述》中说:“本来吾诏传统画风一向是看惯新罗山人(华嵒)、白云外史(恽寿平)等以清秀劲拔为主的画风,至民国初马兆麟在上海师事任伯年专攻花鸟,画风虽为之一变,大家称之为‘海派’,但仍不失为传统精神。”加上短期接受过现代美术教育,并受到海派画风持续的影响,以及在特殊历史情境之下,碑学书风与离散情怀所产生的美学同构,共同铸就了其独特的碑派大写意的画风。这亦可算是“诏安画派”的大写意画风在这一时代的独特发展。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海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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