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天华诞辰130周年暨中国民族音乐的当代发展座谈会”在厦门举办——

今天如何推动“国乐改进”？

　　作为第二届中国民族音乐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纪念刘天华诞辰130周年暨中国民族音乐的当代发展研讨会”日前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民族音乐领域的作曲家、演奏家、评论家、学者，旨在通过系统性学术研讨，回应刘天华百年前提出的“国乐改进”理想，即在中西融合中构建民族音乐的主体性，回答时代之问。

　　作为琵琶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吴玉霞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为主题，结合其自身50年舞台经验，提出器乐表演需平衡技术训练与艺术表达，并以琵琶作品《妙音天舞》为例，阐释传统音乐基因在跨界融合中的现代化转译。作曲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兼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深度剖析了二胡协奏曲《心之弦》的创作实践。这部作品由著名二胡演奏家于红梅特别委约，既是向刘天华诞辰130周年的致敬，也是对“心灵化创作”理念的具象诠释，其本质在于突破技术本位的窠臼。唐建平认为，创作需扎根传统音乐思维内核，而非停留于形式化拼贴。这种创作手法呼应了刘天华“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元素”的中西调和观，拒绝将西方作曲技法简单嫁接于民乐肌体。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郝维亚则以歌剧《画皮》为例，探讨民族乐队在戏剧叙事中的独特表现力。他提出“民乐人声化”理念，通过弹拨乐器的颗粒感音色模拟戏曲韵白，在《画皮》中构建“非西方歌剧”的音响叙事逻辑，实现乐队与人声的角色互文。

　　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章红艳将讨论引向具体实践层面，提出两大紧迫议题：一是民乐称谓的规范化问题，指出“中乐”“民乐”“国乐”等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流变，亟须在新时代形成共识；二是创作路径的再思考，强调既要尊重传统基因，也要直面新时代审美需求，在学院派体系与大众传播间构建新的平衡点。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伯瑜提出中国器乐合奏存在民族管弦乐团、传统乐种、乐种新组合、民族室内乐4种形态。他认为，专业院团主导的“乐种新组合”正在重构传统音乐生存样态，其职业化编创、舞台化改编虽有助于提升艺术水准，却也导致民间原生语境的消解。张伯瑜呼吁重新审视大型传统乐队的历史资源，探索非西方交响思维的中国管弦乐模式。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郭树荟从乐种学视角切入，强调传统合奏的“主奏思维”与声部对话逻辑对当代创作的启示。她以江南丝竹、福建南音为例，指出单线条旋律的“浮雕式”织体是中国音乐美学的核心特征，当代创作应重视乐器个性而非盲目追求复调化。

　　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副主任、《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张萌重提刘天华“国乐改进”思想。他谈道，当前创作存在“中西技法拼贴化”“平民性狭隘化”等问题，部分作品将“调和”简化为符号嫁接，背离刘天华“以本土文化主导跨文明对话”的初衷。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柯扬认为，在技术形态层面，需持续关注创作技法与表演形式的革新；在文化理论层面，应深化对传统音乐体系的学术研究；而最根本的则是要立足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音乐语言讲述具有“真善美新难特”性质的作品。山西大学特聘教授满新颖聚焦“民乐+电子/摇滚/世界音乐”的跨界模式，以“新乐府”“杭盖乐队”为例，剖析数字化传播对受众结构的重构效应。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院长何丽丽探讨AI对民乐传承的颠覆性变革，以AI交响诗《千里江山》为例，展示算法解构传统谱式的可能性。她提出“数字基因库”概念，认为区块链技术可解决口传心授的传承危机， AI创作则能实现传统音乐符号的无限重组。

　　音乐学家田青指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发展面临两大时代命题：其一是历史机遇，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命题。其二是AI技术引发的颠覆性变革。他呼吁行业既要把握政策“东风”，同时也需以居安思危的态度应对技术革命。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王次炤提出文化建设需以“新质生产力”为思维引领，推动民族音乐在守正创新中回应时代需求。他呼吁学界关注新兴剧场形态与多元化审美趋势，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民族音乐注入符合当代精神的文化活力。